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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概要 |
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可谓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，或东方文化如何接受西方文化。刘禾在《跨语际实践》中批评这一研究方法的本质主义和东方主义，从而强调主方语言(汉语)在翻译客方语言(西方语言)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并提倡研究西方某一个概念在本土语境中获得合法(legitimation)的过程。 本文根据刘禾在理论上的突破，试图分析浪漫主义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变迁，并阐明通过利用浪漫主义的话语建构革...命文学，甚至建构现代中国文学的过程。 1902年到1920年之前，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蒋智由等人将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理解为相对立的一般性概念: 如理想派/写实派，造境/写境，热的文章/冷的文章。周作人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»(1932)中的言志派/载道派也可以说是一种变异。 五四后，郭沫若、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的创作以及由郭沫若翻译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风靡一时。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和留美学生梁实秋等人也均肯定浪漫主义精神。但在文学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下，浪漫主义被看成过时的落后的文艺思潮，从而他们不断追逐西方最新的思潮。 1925年以后，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，浪漫主义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思想，并且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现代只能算是反革命的思想。梁实秋深受美国新古典主义的影响，认为文学必须要纪律，从而否定浪漫主义。茅盾却重新评价浪漫主义中的革命精神。 1933年周扬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中的"革命的浪漫主义"，因此浪漫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地位得以确立。1935年郑伯奇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・小说三集》写的《导言》中说:"创造社的倾向虽然包括了世纪末的种种流派的夹杂物，但，它的浪漫主义始终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。用新式的术语，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。它以后的发展在它的发端就预约了的。"郑伯奇依靠革命的浪漫主义话语的权威性，对曾一度被否认的初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给予了重新解释、辩护。 现代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话语的变迁充分揭示出如下的过程:在挪用浪漫主义话语的基础上，发明了"浪漫主义"的创造社，进而建构起一个文学流派的合法地位。続きを見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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